中國近些年的發展很快，美國對華防范與戒備也日益明顯。在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閻學通看來，歷史上所有大國崛起都有一個共同因素，那就是靠政府領導改革的能力。所以，要想贏得未來中美戰略競賽，中國必須在一定時期內做到在改革的程度、廣度和深度上都超越美國。在當下，中國應避免和美國進行“意識形態之爭”，而是把資源更多投入到科技競爭上。他把這些觀點寫入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新著《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領導力與大國崛起》)中。《環球時報》記者近日專訪閻學通，聽他講述在美國挑起戰略競爭的壓力下，中國該如何保持“定力”，繼續發展。
“中國是在數字化時代崛起”
環球時報：人們總是熱衷于談論大國興衰，您認為決定一個大國能否崛起的因素究竟是什么？
閻學通：我在新書《領導力與大國崛起》中的觀點是，大國崛起的成功在于政府領導改革的能力。中國的崛起靠的就是政府領導社會進行改革的能力。當年美國的成功，不是因為其制度有什么特殊性。如果政治制度有決定性作用，那我們就無法解釋為什么其他奉行和美國相同政治經濟制度的國家沒有成為美國一樣的超級大國，也無法解釋為什么冷戰時期其他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不能像蘇聯一樣成為超級大國。縱向比較，無法解釋相同制度下美國為何時而有內戰時而無內戰，蘇聯曾經強大又最后解體。
從美國的角度看，特朗普執政的頭半年，美國全球領導力就嚴重下降，而美國的制度沒發生任何變化。班農是反建制主義者，他堅信政治制度起決定性作用，他在最近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說，“美中之間是模式之爭”。我與他的看法不同：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發展成為一個崛起大國，靠的是政府的持續改革能力，而非政治制度的改變;美國在21世紀的相對衰落是其政府的改革能力不如中國政府的改革能力。
環球時報：如何才能保持政府領導社會進行改革的能力？最重要的是什么？
閻學通：從建國以來的經驗看，要想保持政府具有較強的領導改革的能力，主要需注意兩點。第一，能保持社會向進步的和建設性的方向改變。第二，能把改革理念轉變成具體政策并貫徹落實。美國前總統奧巴馬有改革意愿，但卻沒有改革能力，他無法把自己的想法變成最后付諸實施的政策，克服不了來自國會、反對黨以及各部門的阻力。相比中國，在改革開放后，我國政府在不斷克服各種阻撓改革的障礙。
環球時報：和歷史上英美兩國的“大國崛起”相比，今天的中國還面臨哪些全新的考驗？難度是更大，還是更小？
閻學通：中國崛起的時代與英美兩國崛起的時代不同。英國是在機械化時代崛起，美國是在電氣化時代崛起，而中國是在數字化時代崛起。如今，數字經濟正在成為國民財富主要來源，如何在這一時代背景下競爭，對中美兩國來講都是新課題。
所有大國的成功崛起靠的都不是復制以往崛起成功的經驗，而是根據時代的特殊性形成新的發展戰略。因此，中國面臨的最大考驗是，能否快速且持續地提高改革創新能力。這種能力當然包含政治、經濟、科技等所有領域。數字經濟時代的特殊性大大提升了科學技術創新能力的重要性。
每個不同時代的大國崛起，其難度都是一樣的，只能靠這個國家不斷地和主動地在自我糾錯的過程中創新摸索，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摸著石頭過河”。
不搞意識形態之爭不是“鴕鳥政策”
環球時報：美國對華防范和戒備心理似乎越來越明顯，有人認為美國想挑起意識形態之爭。對此，您怎么看？
閻學通：當下的中美兩國政府在意識形態上很難有共識，因此，防止兩國目前的戰略競爭陷入意識形態之爭是非常重要的。一旦中美發生意識形態之爭，就可能引發“新冷戰”，這對世界不利，對中美雙方也不利，特別是對中國的崛起不利。
特朗普目前尚未表現出進行意識形態之爭的決心。但美國的精英們，包括特朗普政府的主要內閣成員，可能想與中國進行意識形態競爭，因為他們認為搞意識形態之爭，美國比我國有優勢。不過，只要我們堅決不搞意識形態之爭，美國單方面也搞不起來。
中美究竟在什么領域競爭，我認為我們是可以選擇的。如果說我們現在需要某種戰略定力，那我認為這一定力就是堅決不搞意識形態之爭，不搞模式之爭。這不是膽小，不敢競爭，而是把競爭資源最大限度地投入到對民族復興最有意義的領域。
環球時報：根據美國媒體的報道，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團隊正基于美國歷史上第一次“與一個真正不同的文明作戰”的理念，制定對華戰略。您怎么看這些所謂“文明較量”的荒唐言論？
閻學通：蓬佩奧的團隊稱美國“第一次與不同文明大國較量”，這充分說明該團隊在專業上的不成熟。事實上，1941年的太平洋戰爭在美日之間發生，當時美日是兩個不同文明的強國。然而，發生在兩個不同文明的大國間的戰爭，其性質并不必然是文明沖突，多數都是權力沖突。蓬佩奧團隊意識形態很強烈，但專業性又不太強。
美國誤判中美戰略競爭性質，我們沒有必要去糾正，也糾正不了，關鍵是我們自己對中美戰略競爭性質的認識要符合客觀實際。我認為，贏得這場戰略競爭的核心是獲得持續技術創新的優勢。特朗普專門就5G問題發表公開講話，如今不惜代價地遏制華為，由此可見技術競爭已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核心領域。只要我國有技術創新優勢，發達國家也會“選邊”支持中國，這就是為什么蓬佩奧游說美國盟友阻止華為5G的策略并沒有收到理想效果的原因。
環球時報：隨著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一些中外學者擔心中美沖突會日益進入“危險地帶”。此外，美國近期還在臺海等問題上頻頻向中國發難。您認為中美關系短期內將會如何發展？
閻學通：整體來看，中美戰略沖突更加嚴重恐怕是一個基本趨勢。不過，只要我國不接茬美國的意識形態之爭，全面沖突就不會發生。這不是“鴕鳥政策”，而是戰略選擇，選擇爭什么和不爭什么。技術競爭必須進行，但意識形態之爭對中國的崛起沒有意義。我們可以看到，美國也是在選擇有優勢、風險小、成本低的貿易領域作為切入點，與我國開展戰略競爭。
對沖戰略不是冷戰選邊站
環球時報：您曾提出世界格局從“單極”走向“兩極”的觀點，這會對世界局勢產生什么影響？
閻學通：我在2013年出版的《歷史的慣性——未來十年的中國與世界》一書中曾判斷，國際格局的中美“兩極化”開始了，而這一格局將在2023年定型。這中間的10年是格局變化的過程。因此這一問題可以分成兩部分：第一，在“兩極化”的過程中，世界將會發生什么？第二，“兩極格局”定型后，會產生哪些影響？我想，在“兩極化”的過程中，一些中小國家將面臨中美競爭迫使其必須選邊站的壓力。如今這種影響已經顯現，如蓬佩奧到處拉盟友，打壓中國5G技術的發展，加拿大、澳大利亞跟著美國走，但其他國家不太愿意跟著走。我想強調的是，意識形態在戰略選邊中已不起決定性作用。到2023年，如果“兩極格局”形成，可能越來越多的國家會重新恢復“不結盟政策”，因為“不結盟”有利于中小國家利用兩個超級大國的競爭來維護各自利益。屆時，不僅發展中國家，一些發達國家也會采取這個策略，只不過到時可能會用“對沖”或其他的新詞來形容這種戰略。有東南亞國家已率先采取一種“對沖戰略”，即“問題性選邊戰略”，來應對中美“兩極化”形勢，比如經濟靠中國，安全靠美國;甚至還可能進一步細化，有的國家在經濟領域是投資靠美國，貿易靠中國。現在，歐洲國家和日本也開始采取相似的戰略。
環球時報：如果說“兩極化”2023年定型，那么這之后的一段時間，決定中美兩國關系走向的因素又是什么？
閻學通：我認為，在“兩極格局”定型之后，中美戰略競爭恐怕會繼續較長時間，這應當是一場最短以20年為時間單位的競爭。我國要獲得與美國在綜合實力上的絕對平等地位，估計需要至少20年。而在這20年中，無人能保證我國一定“勝”出，這取決于我國改革的程度、廣度和深度，也要看未來20年里美國會不會有具有強大改革能力的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