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西班牙首都馬德里舉行了史上最長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會議的核心任務是建立全球碳信用交易機制，這是落實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的最后一步。然而，會議并沒有取得進展。另一方面，會場外不少歐洲的環保NGO組織將針對“過度消費主義”的矛頭對準了中美等國。
瑞典女孩桑伯格成為美國《時代》周刊年度封面人物，折射生態環保與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國際輿論最關注的問題之一。當前，世界經濟增速放緩，動能不足;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正受到保護主義和單邊行動的嚴峻挑戰;地緣政治緊張壓過全球治理，成為大國關系的新焦點。直觀看，這次會議幾無進展緣于部分國家圍繞碳信用額度計算出現重大分歧。但實際上，地緣政治升溫，大國解決氣候問題政治意愿顯著降低，才是會議不歡而散的深層原因。
馬德里會議沒有解決的問題，只好留待明年格拉斯哥大會再議。這期間，溫室氣體排放會繼續增加，減排壓力會進一步加大。因此，人們對會議的失望有更深層的含義。所幸，會議協商只是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努力的一小部分。會場之外，政府、企業、社會，各行為體的自主行動仍在展開。主要挑戰在于，各國如何在履行減排義務與維護國家發展權益之間取得更好平衡。
1992年通過《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時，國際社會就形成共識，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減排責任。氣候變化主要是發達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的漫長過程中，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積累而成，他們承諾拿出資金和技術幫助發展中國家應對挑戰。但一個現實是，發達國家承諾的資金和技術沒有完全到位，需要做出進一步努力。
看當下，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中、美、歐盟排在前三，中美排放量又占世界的一半。面向未來，美歐等成熟經濟體的排放進入平臺期，歐盟已制訂2050“零排放”計劃，未來新增排放量可能主要來自中印等新興經濟體。中印扮演越來越重要的減排角色義不容辭，在這方面中國一直履行著自己的承諾。
環境約束日益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紅線。無論從現實還是長遠角度，轉向綠色發展是中國等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必由之路。就在馬德里會議扯皮期間，新一屆歐盟委員會正式出臺雄心勃勃的“綠色新政”，提出歐洲要在2050年前建成全球首個“碳中和”(即碳凈排放量降為零，也稱氣候中性climate-neutral)的大洲。歐洲采取這一立場，原因不難理解。歐洲傳統能源高度依賴域外市場;債務危機之后，歐洲經濟增長陷入長期低迷，歐元地位不進反退，英國脫歐更是動搖歐洲一體化前景。因此，向綠色經濟轉型，不但是響應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目標、適應氣候變化倡議的需要，更是歐洲獲得經濟增長新動能、占據國際競爭戰略新高地和道義制高點的需要。
而美國與中國在綠色轉型問題上有著非常大的不同。歐洲一些人把矛頭對準中國失于偏頗。相形之下，美國政府近期在氣候問題上出現反復，是出于戰略考慮。美國已從能源資源進口大國變成凈出口大國。美國可以利用遠低于歐洲和中國的能源成本參與國際競爭，當然不愿輕易放棄這一基礎性、戰略性比較優勢。如今美國不但宣布退出《巴黎協定》，而且取消了奧巴馬政府時期的減排規定(美國碳排放增量在連續三年下降后，于2018年出現回升)。明顯是想利用美國傳統能源供應優勢降低國內經濟成本，增強國際競爭力，鞏固美國國際地位。
中國的條件則處于美歐之間。中美歐都是能源消費和排放大戶，轉型成本同樣巨大。不同的是，美國是能源凈出口大國，中歐無此條件。以2018年能源表觀消費量計算，中國一次能源總體自給率接近80%，優于歐盟(約60%)，綠色發展的迫切性顯得不如歐盟。同時，中國與歐盟一樣，是能源消費和能源進口大戶，低碳經濟帶來的相對收益變化有利于中歐，不利于美國。
總體而言，中國的綠色轉型之路必須符合國情，以我為主。不必追求歐盟的“零碳”高標準，同時也無法追隨美國固守傳統能源優勢。筆者認為，宜多途并舉、節省增效，提高再生能源使用率與傳統能源清潔化并行;綠色轉型需要巨大投資支持，宜靠市場機制解決，激發民間投資活力;經濟下行期轉型阻力上升，需考慮短中期政策的過渡與轉接;大氣污染防治是綠色轉型的一部分，宜因地制宜，民生優先，切忌政策一刀切。(作者廖崢嶸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和平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