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了解，適用廢鋼行業稅收工作，應按照國家稅務總局于2018年發布的第28號文《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憑證管理辦法》（下稱28號文）執行。計算企業應納稅所得額時，發票不是唯一的稅前扣除憑證。其中，28號文第8條明確，稅前扣除憑證按照來源可分為內部憑證和外部憑證。而28號文第9條、10條、11條針對不同對象開具何種憑證可以作為稅前扣除憑證進行了系統梳理。除發票外，一些內部憑證、外部憑證在何種情況下可以作為稅前扣除憑證的情況也得以明確。在實際執行過程中，這種企業自制憑證（在一些地區是經當地稅務部門確認過的一種憑證）的做法是存在較大風險的。根據我國稅法及28號文，正常情況下，廢鋼回收企業從已辦理稅務登記的供應商處采購貨物，應當取得發票（包括稅務機關代開的發票）作為扣除憑證；回收企業從無需辦理稅務登記的小額零星經營業務的個人手中收購貨物，稅務機關代開的發票、收購憑證及內部憑證均可作為扣除依據。“小額零星經營業務”的判斷標準是個人從事應稅項目經營業務的銷售額不超過增值稅相關政策規定的起征點，以目前小微企業月銷售額不超過10萬元免征增值稅為標準計算，回收企業從個人供應商手中采購貨物可自行開具的收購憑證金額不得超過120萬/年。如果個人供應商銷售額超過上述規定，回收企業的相關支出仍應以發票（包括按照規定由稅務機關代開的發票）作為稅前扣除憑證。

圖為馮鶴林

　　這樣的要求與行業的現狀是嚴重脫節的。長久以來，廢舊物資回收行業都是以現金交易為主，從業人員文化素質相對偏低，良好經營的單個散戶每年投售額往往達到幾百萬元甚至上千萬元，但由于其文化水平有限，難以按要求到稅務局代開發票或是成立個體工商戶及小規模納稅人。一方面，稅務機關無法核實散戶與回收企業之間部分購銷交易的真實性；另一方面，回收企業又受到供應商從業習慣的限制無法取得足額的收購憑證核算成本，由此倒逼回收企業不得不自制收購憑證以維持企業的經營。

　　廢鋼回收業務利潤率并不高，從事回收業務的從業者既沒有能力，也沒有意愿向回收加工企業開具發票。因此，廢鋼回收加工企業在采購時無法取得相應的發票用于企業所得稅稅前扣除。

　　馮鶴林表示：“進項稅問題，不光是存在于廢鋼行業，各資源回收行業都有不同程度的體現。”

　　現實究竟如何？有業內人士向《中國冶金報》記者透露：部分企業按照實際交易的價格配合磅單、銀行轉賬記錄等用自制憑證作為稅前扣除憑證，但現在稅務部門并沒有明文規定是否認可自制憑證。這給廢鋼回收加工企業帶來了潛在的違法和稅務風險。

　　總之，目前默認的實際稅收做法，給廢鋼行業、廢鋼企業經營者帶來了很大的稅收風險。也有業內人士表示：“在我國，廢鋼回收大多是一些個體經營者在做具體工作，如果按法律法規執行按3%交稅，還要再交納最高25%的所得稅，成本大幅增高；如果選擇鉆空子不交，成本雖低，但要承擔風險。另外就是，各地稅務部門對這部分稅務的管理力度也不同。”

　　馮鶴林介紹，多年來，廢鋼協會一直在為此積極向相關部門反映情況。2020年，我國廢鋼利用量約2.6億噸，而到2025年，我國廢鋼利用量有望達到3.2億噸，解決好進項問題是廢鋼回收利用過程中的關鍵一環。

　　“稅收洼地”導致“票貨分離”，增值稅優惠政策退稅比例有待提高

　　馮鶴林表示，廢鋼行業的另一個痛點是“稅收洼地問題”——為了招商引資和GDP指標增長，一些地方政府將增值稅地方留成的90%左右通過財政獎勵等形式返給企業，稅收返還力度達到增值稅總額的40%~50%。

　　據了解，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2015年印發的第78號文《資源綜合利用產品和勞務增值稅優惠目錄》（以下簡稱78號文），廢鋼鐵加工準入企業在銷售給規范鋼廠的情況下，才可以享受上交增值稅額30%的退稅。但由于退稅要求較為復雜，退稅比例低于地方性財政獎勵政策的比例，政策落地情況不理想，前8批的準入企業中，只有約1/3的企業可以取得退稅。

　　李樹斌表示，這樣的現象導致大批廢鋼鐵加工準入企業花大力氣投資、照章納稅，所享受的30%的退稅政策，效益可能不如一個開票公司；異地注冊、“總部經濟”、稅收地域差異巨大、不公平競爭等亂象叢生。

圖為李樹斌

　　李樹斌解釋道：“‘稅收洼地’問題，造成了廢鋼鐵加工準入企業30%退稅政策不能達到應有的效果，造成了開票公司的收益遠遠超過那些通過實在的投入和扎實治理的準入企業。因此，我們呼吁，將廢鋼鐵加工準入企業30%退稅比例調整到50%~70%,才能平抑‘稅收洼地’帶來的影響，真正保護規范經營的準入企業，讓廢鋼加工行業能夠健康有序發展?！?/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