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有必要在“碳達峰、碳中和”的喧囂中冷靜思考：在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我國為什么要低碳發展？路在哪里？如何出發？如何走好？如何實現？本文以鋼鐵行業為例作出分析、提出對策。

　　雙循環和低碳發展是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雙引擎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外向型經濟特征明顯。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從單一以國內循環為主的經濟模式，逐步形成了“大進大出，兩頭在外”的外向型經濟模式。特別是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后，躍升為世界第一制造業大國和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國，我國出口金額占全球比重從2001年的4.29%上升至2019年的13.23%，進口金額的全球占比從2001年的3.39%提升至2019年的10.8%。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在2006年達62.4%的歷史高位。我國制造業增加值從2010年開始已連續10年穩居世界第一，2019年制造業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達到27.9%，500多種工業品中有200多種產品產量位居全球第一。其中，我國鋼鐵行業1996年粗鋼產量超過1億噸，接替日本成為世界第一產鋼大國至今，2020年粗鋼產量達10.65億噸，占全球粗鋼產量達58%。

　　“兩頭在外”的經濟轉型勢在必行。盡管我國制造業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我國仍處于國際產業鏈的價值低端，以優惠的土地、廉價的勞動力、巨大的自然資源投入要素，實現了量的擴張，成為“世界工廠”。2019年，中國GDP占全球16%左右，碳排放占全球28%，消耗全球價值25%的礦產，其中消耗精煉銅占全球的48%、電解鋁占全球的59%、鐵礦石占全球的56%。石油對外依存度超過70%，天然氣對外依存度超過40%。同時，我國資源要素投入的邊際效益逐步減少，進出口貿易對GDP的貢獻率明顯下降。2006年，我國進出口總額占GDP比重攀升至62.4%峰值后持續下降，至2019年已降至31.8%?？傊?，中國經濟“兩頭在外”的粗放式發展模式面臨資源、環境約束日益趨緊，邊際效益逐步減少等難題，高增長不可持續。

　　雙循環經濟轉型切實可行。對于一個大國來講，如果沒有一個完善的內循環體系，就很難有持續健康的發展。歐盟的建立就是要把歐洲每個發達經濟體的外循環統一為一個完善的內循環，實現歐盟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從英國、美國、日本等世界大型發達經濟體的經濟發展規律看，內需是他們經濟持續增長之本，在他們經濟規模發展到一定程度后，都逐步從以國際循環為主的模式轉變為以國內需求為主的模式。以日本為例，日本經歷“神武景氣”“巖戶景氣”時期，外向型經濟實現跨越式發展，美國在對日由貿易順差轉為貿易逆差時，對日本進行貿易保護措施，正是日美產生的貿易摩擦推動日本向內循環主導模式轉變，加以日本政府推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等提升內需政策，日本在20世紀80年代的內循環轉型取得較好的效果，順利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發達國家行列。

　　雙循環是我國轉型發展的主動選擇，不是權宜之計。雙循環是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適應經濟發展階段變化的主動選擇，是充分發揮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統籌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的內在要求，同時也是針對新冠肺炎疫情暴發逆全球化、貿易保護主義抬頭，應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之舉，不是臨時應對的權宜之策，更不是重回閉關鎖國的老路。雙循環核心是解決發展問題，本質是進一步深化改革，形成更高效率、更高質量的投入產出。

　　2.雙循環與綠色低碳發展的辯證統一將有力促進經濟高質量發展。

　　馬克思主義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辯證統一表現在動態而非靜態的統一，要堅持發展而不是靜止、全面地而不是片面、系統而不是零散、普遍聯系而不是孤立地觀察、分析、解決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以年均近10%增幅高速增長40余年，我國經濟總量GDP超過100萬億元、人均GDP超過1萬美元，城鎮化率超過60%，中等收入人群超過4億人，全國范圍內已經全面實現脫貧，很好解決了“有沒有”“夠不夠”的問題，社會主要矛盾從“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與落后生產力之間的矛盾”，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原有的“兩頭在外”和“要素投入、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的發展模式已成為制約生產力發展的因素，也已成為新的主要矛盾的推動者。

　　在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統領下，“兩頭在外”和“要素投入、資源消耗、環境污染”轉型為雙循環與綠色低碳發展，將對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起到積極推動作用，雙循環和綠色低碳發展兩者的辯證統一將促進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進程。

　　統一思想、提高認識，深刻領會總書記提出的三個辯證關系

　　低碳的競爭將是接下來半個世紀，國與國之間新一輪競爭的載體，低碳發展在技術革命的基礎上，還承載著思想、生態文明、消費、生產、治理體系等一系列革命，也承載著中華民族實現超越、實現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同時，低碳發展涉及技術、法律、政策、金融、市場、供給、需求、國際、標準、人才等諸多方面。這將會給世界各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廣泛、深刻和長遠的影響。

　　對做好“雙碳”工作，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把握好發展與減排、整體與局部、近期任務與中長期的3個辯證關系。目前，社會大眾、輿論，包括相當一部分政府機關、黨員干部，對上述3個辯證關系理解不透，把握不準，存在誤區，影響工作。馬克思主義認為，錯誤的認識會把人們的實踐活動引向歧途。如果對3個辯證關系認識不足、部署不當、行動不力，改革開放取得的進步，有可能在新一輪低碳競爭中變成落后。當前，非常有必要加強學習、提高認識，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的決策部署上來。

　　1.正確處理好發展與減排的辯證關系。

　　對發展與減排的關系有兩個典型且矛盾的觀點，一個觀點認為要脫離我國發展階段孤立地談“碳達峰、碳中和”，甚至開展“運動式”減碳；另一個觀點認為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依然突出，“雙碳”目標強調多了會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步伐，影響兩個百年奮斗目標的實現。這兩個觀點都是錯誤的、非常有害的。

　　只看到“雙碳”而不顧“發展”，將走向偏離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指出的“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必須堅定不移把發展作為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的歪路，運動式“減碳”的背后是沒有深刻把握社會主義建設客觀規律，超出了目前的發展階段而采取不切實際的行動。相對于發達國家經濟體，中國尚未完成工業化進程，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我國人均粗鋼積蓄量9噸/人，美國、日本分別為22噸/人、26噸/人。其次，我國人均累計碳排放量（1900-2019年）157噸/人，美國、英國、全球分別為1219噸/人、920噸/人、210噸/人。最后，從發達國家發展歷程看，碳減排曲線與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及城市化率有密切關系。一般來說，服務業占比達到70%左右、城市化率達到80%左右的時候，碳排放開始達峰并下降。目前，中國服務業的占比54%、城市化率61%，離西方發達國家表現出來的碳減排拐點或結構特征還有一段距離，或者說，“碳達峰、碳中和”將推動我國產業結構調整和工業化進程。當然，只看到“發展”忽視“雙碳”是背離高質量發展的要求的，回到資源消耗、環境污染、粗放發展的老路，發展是不可持續的。

　　片面的看“雙碳”或“發展”都是要避免的，兩種理念犬牙交錯，若同時發揮作用危害更大，我們要抓住《關于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見》發布的契機，盡快加強學習、提高認識，統一思想、貫徹落實，堅持發展與減碳并重。碳減排要在發展的前提下，先立后破，協同推進；“雙碳”絕不是不要發展，也不是放慢發展，而是要抓住低碳轉型的契機，帶動效率提升、產業升級、科技創新、機制變革，引領新階段經濟高質量發展。

　　2.統籌處理好整體與局部的辯證關系。

　　整體和局部是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在一定條件下，關鍵局部決定整體發展?！半p碳”目標的實現需要全社會各行各業的共同努力，但要區別對待，總量占80%以上的電力、工業、交通和建筑的低碳發展尤為重要。要集中資源，以點帶面，首先抓好和支持重點行業的低碳發展。在統籌上要對重點行業實施分類施策、歸口管理，既要避免政府各部門在低碳職能分配上的權力競爭，又要防止表面多方負責、實質無人負責的情況出現。

　　3.有序處理好短期與中長期的辯證關系。

　　一方面，從短期角度看，首先，低碳發展首先要盡快抓好基礎工作，一是碳排放基礎數據的規范、上報、統計要統一部署，形成數據體系；二是在規范數據的基礎上，做好基礎管理，包括碳配額、碳交易、綠色金融配套政策框架、考核激勵機制等，形成制度體系；三是做好基礎規劃，在系統性、整體性、時間性、有效性、可行性等方面，規劃好實施路徑、技術路線圖、時間表，要在產業結構調整、能源結構調整、減污降碳、降低能耗、制度建設、標準體系建設等方面盡快形成方案并積極推動。其次，要把科學精準開展節能降耗、限制“雙高”項目盲目發展放在首選要策，為經濟持續增長騰出空間。最后，要努力實現重點行業提前達峰，為更為艱難的碳中和創造條件。

　　另一方面，從長期角度看，不能用短期思維看待中長期任務，要充分認識低碳發展的長期性、艱巨性和系統性，不可違背經濟規律，沖動冒進，影響穩定；也要看到其中蘊含的機遇，多措并舉，穩扎穩打，抓住低碳技術創新這個“牛鼻子”，持續穩步推進產業低碳轉型升級。要分清輕重緩急，避免政策的急轉彎、急剎車，導致經濟發展、社會發展的不穩定，以及政府公信力的下降。

　　雙循環背景下鋼鐵行業綠色低碳發展的幾點思考

　　能源、鋼鐵、建材、有色、化工、交通等傳統基礎產業，是我國保持世界制造大國和國際市場競爭力的重要基石，也是綠色低碳發展的重要領域，其碳排放占總量的80%以上。推動基礎產業的綠色低碳轉型，直接關系到“雙碳”目標的實現。

　　鋼鐵行業作為碳達峰、碳中和的重點行業，是能源消費大戶，是除電力以外的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大戶，其碳排放量占全國碳排放總量約16%，鋼鐵行業低碳發展對其他工業領域乃至各行各業均有一定的借鑒指導意義。

　　1.凝心聚力，大力推動綠色低碳科技進步。

　　低碳發展歸根結底是科技進步。實現低碳有兩種形態，一種是回到初級原始、低生活水平的低碳，沒有電力，沒有汽車，沒有工業，二氧化碳排放很少，空氣污染、PM10、PM2.5也無從說起。顯然，這與全人類數千年孜孜不倦的追求是不一致的，因為減碳而阻礙處于經濟發展底層的人民追求美好生活也是不道德的。另一種可選擇的形態，是我們不斷提高生活水平，讓低生活水平人群也通過經濟發展不斷提高生活標準，同時也在減少碳排放直至零排放。要實現這樣的目標，科技進步毫無疑問是唯一可行的方案。我們要堅持問題導向，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實現“雙碳”目標的主要矛盾不是“要不要發展”，而是“如何實現低碳的發展”，解決這一矛盾主要在于低碳技術要有顛覆性的突破。

　　加大在低碳領域的科技投入。目前，發達國家都在集中資源，搶占低碳科技進步的戰略高地。我國的低碳發展是在尚未完成工業化進程的階段啟動的，我們要在碳排放總量下降過程中實現經濟翻番，要努力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我們工業化進程、產業結構調整、城鎮化建設、碳達峰還在路上，這就壓縮了我們低碳科技進步的時間。低碳技術是在沒有燈塔無人區的科技創新，背后一定有概率問題。在更短的時間、一定的概率下，實現科技創新的突破，就需要更多的科技投入。以鋼鐵行業為例，2017年開始，韓國政府主導氫還原冶金技術的COOLSTAR項目，由韓國最大的鋼鐵企業浦項負責，韓國政府投入898億韓元用于技術開發；2005年開始，日本鐵鋼聯盟組織新日鐵等日本四家大型鋼鐵企業致力于鋼鐵低碳技術研發（COURSE50項目）。為了實現2050年碳中和的目標，日本政府成立了2兆日元規模的綠色革新基金對此提供支援；歐盟2004年啟動了超低排放冶煉ULCOS（超低二氧化碳煉鋼技術研發）項目，組織了系列研發基金，撥款2100萬歐元用于鋼鐵、化工行業聯合開放工業共生項目，歐洲投資銀行提供7500萬歐元貸款，支持碳排放項目。對比世界發達國家，我們的低碳技術雖各有千秋，尚不是絕對劣勢，但由于科研投入不足，假以時日，來之不易的競爭力將再次處于落后被動的局面。因此，國家要盡快加大對重點產業低碳技術研發的投入力度。

　　堅持低碳科技創新的市場化機制。低碳技術不僅僅是基礎研究，更多的是應用研究和工業創新，要一體發揮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作用，建立更好發揮市場配置資源決定性作用，通過碳交易，體現綠色溢價，引導資源配置；借助綠色金融、綠色債券、綠色股權等帶動低碳領域產融結合；通過知識產權保護保障低碳技術市場化兌現；發揮政府采購對低碳科技創新激勵作用；通過“揭榜掛帥”激發科研人員活力等。

　　建立低碳共性技術研發平臺。低碳技術的研發投入大、周期長、風險高。從世界通行的同行做法看，這些突破性低碳技術的研發更多的是以國家或地域為單位，通過組建利益共同體，政府和金融資本給予實質性支持，以行業組織為牽頭單位，以優勢大企業為主體，多家企業、機構參與，分工協作，聯合開發，共擔風險，共享成果。如果只是大企業單打獨斗，自行投入，長期必將影響企業、行業市場競爭能力和生存能力。瞄準低碳、零碳目標，組織多家有能力、有實力的企業分工協作、共同采取行動是明智的、理性的選擇，也應是我們倡導的。

　　加強全球低碳科技創新協作。應對全球氣候變化，低碳發展是全人類共同的追求，科技向善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內在要求。在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要求下，在當前我國所處的國際大環境下，低碳科技創新是為數不多、最應該也最有可能達成全球合作的領域。我們要以更加開放的姿態，積極融入全球低碳科技創新體系。發達國家，特別是歐盟國家、日本、韓國，在低碳發展上起步比我們早，對低碳技術的研究、碳交易的運行、低碳人才的儲備、碳排放的基礎數據標準規范等都走在了我們前面。政府要積極組織相關行業、企業，加強與世界同行在低碳領域的技術交流、人才交流，加強對話，加深信任，相互合作，共同進步，推動形成良好的低碳科技國際合作氛圍，增強低碳發展的國際影響力和話語權，共同為控制地球氣候變化而努力。低碳領域的國際合作應成為雙循環背景下高水平開放的重要組成部分。

　　2.綜合施策，推動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下的低碳發展。

　　雙循環的核心是提高國內市場對資源配置的強度和效率，同時推動外循環向更高質量、更高價值鏈躍升。新格局下，中國的低碳發展應符合中國實際、具備顯著的時代特征，具體來看：

　　一是優化產業布局，提高全要素生產效率，提高產品一次合格率，提升產業的投入產出比。任何提高效率的結果都有利于碳排放的減少。

　　二是當前首要推廣應用節能減排新技術、新工藝，提升循環經濟水平，加大余熱余壓利用，提高數字化、智能化能源管控水平，做到減污降碳、節能降耗。

　　三是優化能源結構、原料結構、工藝流程結構等，提高綠色能源占比，穩步推進短流程煉鋼，提高近終型連鑄占比的提高，有序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加大可再生資源回收利用力度。

　　四是高耗能、高排放產業要以滿足國內市場為主，有意識地減少相關領域初級產品、低附加值產品出口，相應增加此類產品進口（美國粗鋼年進口約20%，日本粗鋼出口從2010年50%左右已下降到2019年的37%，德國從近20%粗鋼出口基本調整為零出口，歐盟從粗鋼凈出口調整為凈進口），部分冶煉能力可向鐵礦資源豐富、能源豐富的其他國家轉移。

　　五是實現綠色、低碳、可循環的產品升級，大力推廣應用鋼結構建筑。通過鋼鐵產品的高強、耐磨、耐蝕，實現低能耗、少資源、輕量化、少量化、長壽命、可循環、高附加值，實現產品全生命周期的降碳。據相關資料顯示，材料本身性能提升實現的降碳可占總減碳的40%，占比最大。

　　六是通過政府支持、市場化為主的機制，引導資本投入，加大突破性低碳技術研發力度，推動產業鏈上下游協同低碳技術創新，形成企業為主體、產學研用相結合的共性技術研發平臺，努力使氫能冶金、CCUS（碳捕集及封存利用）、多產業協同等低碳、零碳技術處于世界第一方陣。

　　七是加快制訂綠色金融、碳交易、低碳標準體系等領域的配套政策，激勵各地區、各行業有序推進碳達峰、碳中和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