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經貿磋商已經進入膠著狀態，近期美國還頻頻以國家安全理由針對華為等中國企業采取貿易單邊主義措施。如何研判下一步中美關系的進展，對中國及全球的影響，并采取相應的應對措施，成為最為迫切的問題。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在5月23日的例行發布會上表示，只有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磋商才有可能繼續。合作有原則，談判有底線，中方在重大原則問題上決不讓步。
同日，外交部發言人陸慷回應稱，中方的大門是敞開的，但磋商要有意義，必須要抱有誠意，一個互利的協議必須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礎上。所以，我們希望美方對“重回談判桌”的態度是認真的。
22日，多位中美經貿及國際關系專家，也在北大國發院“朗潤格政”論壇上就這一問題進行討論。他們討論的焦點在于，如何應對一個非理性的特朗普政府，以及構成這些政策的美國社會非理性狀態。他們一致認為，中國經濟有能力應對眼下的挑戰，而從長期來看，更高水平的開放，以建立互信的目標的溝通，或許是破局的上策。
美國社會“非理性”
如何研判眼下的局勢？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認為，中美關系現在處于一個非正常時期，原因之一是美國社會的非理性狀態。特朗普把經濟民粹主義拿到美國，包括減稅、保護主義等加上美國的社會矛盾，形成了它現在的非理性狀態。
這種非理性的行動與目標相違背的狀態比比皆是，北大國發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從經濟學的多個維度給予說明。
林毅夫說，首先，中美貿易是互利雙贏的。美國向中國買東西并不是美國給中國的恩惠，而是美國自己不生產這些東西但是國內又有需求，所以必須進口。當然它可以從中國進口，只是因為中國的東西物美價廉。
其次，美國是一個貿易逆差非常大的國家，這是其自身消費太多、儲蓄不足造成的。要解決貿易逆差問題，必須從美國國內看，怎么來增加儲蓄、減少消費。如果不這樣做，而是像特朗普那樣想通過對中國、加拿大、墨西哥、歐洲、日本增加關稅的方式來解決貿易逆差的問題，實際上會造成適得其反的結果。
再比如，特朗普在過去兩年已采取了不少舉措（減小貿易逆差），但實際上，美國去年的貿易逆差不僅沒減少，反而在增加。根據2018年的統計數據，美國對外貿易逆差增加12.1%；中國方面，去年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增加了11.7%，結果是兩國之間貿易狀況惡化，美國國內的居民或是用中國的出口產品作為服務品的生產商，則付出了更高代價。
最后，在“強迫”技術轉移方面，雖然美國公司是帶著技術來中國投資的，但實際上該行為并非“強迫而來”，而是因為（美國公司）要在中國生產并進入中國市場，如果不用最好的技術，產品將沒有競爭力。
以汽車領域為例，中國現在已經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車生產國，也是最大的汽車消費市場。在中國生產汽車的，除了美國，還有德國、日本和韓國。如果美國的通用、福特等公司，不在中國用最好的技術生產汽車，那基本就不會有人去買了。
“通用和福特如今在中國生產的汽車數量比在母國生產的數量多，而這些利潤都是來自于中國。”林毅夫說，所以在中國投入最好的技術進行生產，是美國公司自己的需要，并不是中國強迫的。
林毅夫總結說，中國的技術進步，是自身的發展和努力取得的，不可能是舶來或強迫而來。在這種狀況下，特朗普為何老用貿易逆差及所謂的不公平競爭方式來談？“實際上是看到中國發展得這么快，想遏制中國的發展?！?/p>
高峰說，美方動用國家力量打壓中國企業，不僅嚴重破壞兩國企業間的正常商業合作，而且對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構成嚴重威脅。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希望美方保持理性，糾正這樣的危險做法。同時，我們將繼續密切關注事態的發展，做好必要的應對準備。
陸慷也表示，美國出于政治目的、動用國家力量無端打壓中國科技企業，嚴重影響全球科技發展與合作，也損害了相關國家企業的切身利益，不會得到國際社會的認同和支持，顯然也不利于為磋商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
對中國的影響可控
如何研判特朗普的非理性行為對中國經濟帶來的影響？多位專家認為這個影響可控。
林毅夫分析，即便談判破裂、美國對中國所有出口商品征收25%的關稅，去年美國占到中國總體出口的19%，參考許多的模擬研究結果，一般認為對中國的經濟增速最多產生0.5%的影響，對美國的影響則為0.3%。
林毅夫認為，中國能夠維持6%的經濟增長，甚至靠近6.5%，即使減少0.5%還有6%的增長，經濟規模占全世界的16%。計算下來，即使中美有貿易摩擦，但中國每年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也將會達到30個百分點，因此，中國還是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最大的國家。
清華大學中美關系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周世儉則認為，加關稅是國際貿易保護的第一選擇，美國總統一聲令下就加，1929年、1930年，時任美國總統胡佛就不顧1028位專家學者的反對，把對美國進口的產品關稅提高50%，因此加重了美國經濟大衰退，導致其1931年的經濟大幅度下降。對于美國而言，很直觀的就是日用消費品漲價，會帶來民意的反彈。
在他看來，特朗普的任務是刺激經濟，然而，現在美國幾乎所有工業協會都發話了：“讓他拖三個月到半年，讓美國人民好好體會加高關稅到底是加了誰的關稅，誰倒霉、誰吃虧？讓事實來說話。”
貿易摩擦的前景，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不言而喻。5月20日，世貿組織（WTO）發布的最新一期“世界貿易展望指標指數”（WTOI）表明，2019年上半年貿易增長持續下降。WTO經濟學家預計，2019年商品貿易量增長率，將從2018年的3%降至2.6%。
中國如何應對？
專家們認為，中國的應對措施可分為短期和長期。
周世儉認為，中國最近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從4月1日起大幅度降低增值稅。增值稅稅率從17個點降到13個點。這些調整使得企業生產成本明顯下降，可以應對25%的高關稅。
從長期來看，大多數專家認為，繼續改革、開放是最好的破局之策。
林毅夫認為，在面對美國這些無理要求的狀況下，總體上，中國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定力，堅持既定方針，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按照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五大發展理念”來發展，追求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取得高質量的發展。
他分析說，美國占中國出口不足20%，如果美國因為貿易摩擦而出口減少，中國從美國的進口也會減少，可以把市場機會更好地讓給歐洲、日本、韓國以及其他發展中國家。現在對世界來講最重要的是發展，在全世界經濟發展比較悲觀、迷茫的時候，中國的開放會給其他國家帶來共同發展、共享發展的機會。
此外，他從消費維度表示，中國現在是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最大的國家，全世界每年30%的增長來自于中國，如果美國企業退出了中國市場，那么就相當于它們退出了世界財富500強的企業市場。
北大國發院副院長余淼杰表示，應對中美經貿摩擦，最重要的就是通過高質量的發展、高水平的開放。首先，重視金磚五國自貿區的建立，印度、俄羅斯、巴西，加起來占中國的出口總額達到7%~8%；其次，繼續努力推進區域全面經濟貨幣關系協定（RCEP）的合作，中國出口到東盟10國的占比已達12%左右，此外中國應該在道義上取勝，應該去WTO訴美國。
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所國際貿易研究室主任東艷根據美國公布的Federal Register120多項案例，發現美國關注傳統的關稅問題，更多地涉及到一個國家的政策和制度問題所轉變。這里面有些是可以進行管制協調的規則，有些可能就涉及到國家自身的經營和主權等。
東艷說，中國的改革開放，以及和美國的協調，這是一個過程。同時，在構建協調渠道的過程中，建立互信十分重要。她認為，未來，中國除了自身的開放外，需要建立更多的協商和協調的渠道。除了雙邊協商之外，在區域和多邊領域內也需要進行協調。
北大國際關系學院、南南合作與發展學院查道炯教授則認為，中國接下來的舉措唯一的標準是有利于中國往前走、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利用所有可利用的因素提高技術產品勞動競爭力。此外，擴大開放、提高開放質量，也意味著需要提高中國開放質量的全球認可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