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高興有機會在這場討論會和日本朋友再次見面。中國目前特別需要向日本向學習，學習日本自上世紀60年代特別是七八十年代以來和美國打交道的一系列經驗，相信這次研討會一定會給中國的學者和決策者以啟發。
我現在簡單談一下對中美貿易戰的看法。
先來看一下美國和中國打貿易戰的“表面”理由，我去年在談貿易戰時沒有“表面”兩個字，現在來看有必要加上這兩個字?，F在美國和中國打貿易戰的表面理由有三個：第一，中國對美有大量的貿易順差，所以美國吃了虧；第二，中國不遵守WTO承諾；第三，中國通過不公正手段取得美國技術。這些是美國方面的主要抱怨。
對這三點抱怨，我們做一個非常簡單的評論。
首先，對于經濟學家來講，第一個問題不需要再有更多的討論。美國之所以貿易逆差，基本上是一個美國國內宏觀經濟不平衡的問題，是儲蓄不足的問題。
另外，美國一再指責中國保持對美國有3千多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從雙邊的角度來談貿易平衡問題是非?；闹嚨模瑳]有任何經濟學家會接受這樣一種指責。貿易平衡問題是不能夠從雙邊的角度來討論的。我對你有順差，但我對別人還有逆差。你可以批評一個國家的國際收支不平衡，例如經常項目順差占GDP的比重太大。中國在2008年的時候，確實存在這個問題，現在已經完全不同了。2017年中國經常項目順差對GDP之比只有1.4%左右，2018年根據易綱行長的說法為0.1%到0.2%，可以說基本平衡。中國對美國保持大量貿易順差，對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國家保持逆差是由國際分工、全球價值鏈分布所導致。大家很熟悉的蘋果手機價值增值的跨國分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第二，談一下WTO的問題。坦白說，在中美貿易摩擦爆發之前，我對于中國是否遵守WTO承諾的看法實際上是比較模糊的，我也傾向于相信，我們在很多地方是違規了，傾向于認為我們可能做得不好。但當我仔細研究了有關文件后，包括WTO的文件、美國的文件還有歐洲的很多文件，我覺得情況不是這樣的。由于時間關系，我就不說太多了，只引用一下WTO前總干事拉米先生的話。他說：“China has done really well in terms of implementing its long list of commitments.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評價。而且他在其他場合也說過，中國在履行WTO承諾方面是A+。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USTR）自2001年以來每年都要出一份提交給參眾兩院的關于中國履行WTO承諾的報告，盡管抱怨不少，但在2017年之前，這些報告對中國履行WTO承諾的評價總體上還是積極的。
由于中國發展太快，在中國剛剛加入WTO的時候，有些規則人家認為是可以對中國有某種制約的，但實際上后來才發現，這些規則還是不夠的。就好像一場足球比賽，規則是事先定的，踢球過程中你守不住門，就喊停說要改規則，這是我們不能接受的。當然，WTO規則要不要修改，以及中國是否可以承擔更多的責任，對于這些問題我們是非常開放的，可以重新談判。但是，美國因此譴責中國不遵守WTO承諾的做法是完全不對的。
中國在WTO承諾方面是不是有缺陷？我覺得是有缺陷的。比如關于補貼的問題，我們確實可以討論：是不是我們對于某些產業的補貼多了？是不是對某些類型的企業補貼多了？我個人認為，中國有的時候把退稅作為刺激出口的手段，經濟情況不好時增加退稅，經濟好的時候減少退稅，我認為是有問題的。另外，金融服務業開放速度也比較慢。我們在加入WTO時曾承諾，五年之內全面開放金融服務業，但在這方面我們做得是不夠的。
我們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特別是在初期，是不夠有力的。這不僅是對外國企業，對中國自己的企業也是這樣。中國是有意愿改善對知識產權的保護的，在最近這些年來已經有了十分顯著的進步。
此外，中國是不是應該有產業政策？應該有一種什么樣的產業政策？這個問題在中國學術界和決策界本來就是有爭論的。我相信日本朋友一定會給我們提出很好的建議。
美國一方面批評中國沒有充分履行WTO承諾，但另一方面，美國自己并不遵守WTO的規則——美國啟動對中國的貿易制裁，這本身就是違背WTO規則的。美國許多重要人物，比如萊特希澤，都對WTO發表過許多見解。從萊特希澤的發言中我們可以看到，他對WTO實際上是持蔑視態度的，他認為WTO并非宗教義務，美國沒有必要嚴格執行它，并且WTO不能傷害美國主權。但我們都知道，加入一個像WTO這樣的國際組織，我們必須要部分讓渡國家主權。美國一方面指責中國不遵守WTO協定，另外一方面自己又不把WTO當回事。
美國和中國打貿易戰，并非以WTO規則為依據，而是祭出了“301”調查報告。USTR和美國政府明白，如果從WTO的規則出發來譴責中國，其實是站不住腳的，所以就根據301、根據美國國內貿易法來指責中國。USTR去年發表的WTO調查報告有150多頁，我從頭到尾仔細看過，發現它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在正文幾乎不再提WTO，WTO大多在注腳上出現。曾經在相當長的時間中，我搞不懂美國為什么要這么做。為什么美國要在雞蛋里挑骨頭，對中國采取這么一種非常不友好的態度？看了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之后，我開始明白了，原來不只是貿易問題。對美國決策者來說，關鍵問題并非貿易問題，而是他們把中國視為了最主要的競爭對手?！案偁帉κ帧边@個詞其實還比較中立，有時候還會用“對手”或者“敵手”這個詞，雖然還沒有用“敵人”這個詞，但卻在一步步朝這個方向邁進。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反映了美國的一種戰略企圖，如果要想了解為什么美國會對中國發起貿易戰，就不能不看這份報告，不能不把這個問題和美國地緣戰略聯系起來。
我們可以看一下美國一些政要、一些政治家的言論，我在這里舉美國共和黨的重量級人物金里奇（（Newt Gingrich）的例子。他在最近一次講話中表示，5G將決定美國在未來戰場（雖然他沒有直接說軍事戰場，但他談到了5G的軍事應用）的勝負。他的原話是：“It will be central to the battlefield of the future. ”所以，這種語境下其實已經不是什么公平貿易、WTO規則的問題了，而是一個政治問題，甚至是軍事和安全問題。當美國人這么看待5G的時候，很多問題確實就很難談了。
我再簡單回顧一下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談判，這是個非常艱苦的過程。由于信息有限，我只引用西方媒體透露（或猜測）的一些說法。希望大家還記得美國在2018年5月4號對中國提出的蠻橫要求：
承諾從2018年6月1日開始的12個月以內，減少1000億美元的對美貿易逆差，從2019年6月1日開始的12個月，再減少100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
停止“中國制造2025”計劃涉及行業的補貼和其他形式的政府支持。
停止對美國技術和知識產權的網絡竊取、經濟間諜、仿制和盜取。
對于美國新提出的限制進口和限制中國投資的措施，中國不能采取任何報復措施。
去除針對外資的各種投資申請限制。
2020年7月1日前，將所有非關鍵領域的產品關稅降至不高于美國的水平。
撤回對美方發起的WTO磋商并且保證在WTO爭端解決機制下不再提出類似磋商請求。
撤回在WTO對把中國列為非市場國家的申訴，并且保證今后不再就上述問題向WTO發起申訴。
如果美國認為中方未履行本框架的承諾，中國認可美國可能征收額外關稅或其他針對中國商品進口的限制措施，或者在對中國投資和服務進行限制時，中國不會反對美國的關稅和其他限制措施，不會在WTO發起貿易爭端申訴。
這樣的要求不但無禮，而且相當荒唐。你不是說中國沒有遵守市場經濟原則嗎？你現在給中國定一個減少貿易逆差的數量目標，這和市場經濟原則有什么一致的地方嗎？事實上，美國的這種要求在許多西方記者和經濟學家看來都是不可接受的。在這里，我想引用著名財經評論家馬丁·沃爾夫的觀點，他本人的立場應該是中立或至少不是親中的。他在2018年5月8日《金融時報》的社評中指出：特朗普政府給中國政府提出了一份最后通牒，而這個最后通牒中國是不會接受的。他說，特朗普提出的要求非?；奶?，是“瘋了”，是在有意羞辱中國，任何主權國家都不可能接受這種羞辱。
去年12月G20阿根廷峰會之后，中美之間的氣氛發生了變化。大家對中美達成某種貿易協定、實現貿易戰的?；鹗浅錆M了希望的。但我們都知道，在4月底第10輪磋商之后又出了問題。為什么未能達成協議呢？由于雙方對談判內容是高度保密的，我也沒有內部信息，我的一些信息來自于美國媒體的朋友，他們給我寫了六七條，其中包括一些非常過分的數量目標和涉及中國主權和尊嚴的要求。
數量目標、主權問題、尊嚴問題——我認為美國在這三方面打破了底線，所以中國是不能接受的。那么現在的關鍵問題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目前這種結果，即，貿易戰真的打起來我們應該怎么辦？我想簡單談幾點看法。
第一，貿易戰中沒有人會全身而退，必然是“殺敵一千自損八百”。不可否認，美國與中國打貿易戰，肯定是中國的損失大，因為中國是貿易順差國。但是，中國有強大的承受能力，美國不應該低估這一點。根據加征關稅的不同情景，很多機構都對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做了預測。就我看到的大多數預測，貿易戰對中國名義GDP的影響大約在-0.6%左右，也有大于-1％的。有人說是-6%，這個有點太懸了。總之，大多數觀點是一個百分點上下。
對于未來加征關稅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一方面我們不必恐慌，但另一方面也應該做最壞的準備，因為這不光是關稅的問題，而且涉及到了整個產業鏈，直接出口的企業會受到影響，為出口企業配套的企業也會受到影響，產業鏈的鏈條越長受到的影響越大，似乎沒有什么模型可以很好地反映這種情況。應該說形勢是非常嚴峻的。但是，中國經歷過比這困難得多的形勢，中國每次都走過來了，我相信我們是可以邁過這個坎的。
現在大家最關心的是中美經貿沖突會如何升級。首先是關稅的升級。剛才說了，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美國的企業和老百姓已經發出怨言，至少在貿易戰初期，是美國消費者承擔了主要的加稅負擔，各種研究都已經證實了這一點。美國很多機構，比如高盛，都認為主要是美國受到了損失。我估計，初期美國的損失比較大，后面可能就是中國的損失更大一些。但無論如何，美國加稅已經打擊了美國的消費者和企業家。我相信，美國內部會自然而然生出一股力量，去糾正特朗普政府“極限施壓”的錯誤做法。對于美國國內的健康力量，我依然抱有希望。
其次是投資戰。隨著中國勞動力成本的提高，一些外資本來就正在進行調整，而貿易戰可能就起到了一種加速的作用，有外資企業會退出中國，中國一些企業也可能走出去。但據我最近了解的一個情況，以廣東為例，2017年，廣東大概撤走了2200家外資企業，但與此同時也進來了3500家外資企業，所以是有進有出。我認為，只要我們的政策正確，就能留住外資，迎來新外資。對于美資，我們也應該盡量滿足它們的合理要求，留住它們，不要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第三是美國切斷全球價值鏈扼殺中國高技術產業，開始是中興，現在是華為。美國政府的政策已經很清楚，就是扼殺中國高科技企業。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沒有什么道理好講了。真正重要是中國怎么辦？基本上就是三條路：1.同全球價值鏈脫鉤，自力更生；2.進一步“擁抱”全球產業鏈，讓美國無法把中國踢出全球價值鏈。還有一種介乎兩者之間的道路是華為的“備胎”戰略。對于中國的許多高技術產業，可能已經沒有時間“備胎”了。但另一些產業可能還會有一些時間。美國顯然在逼中國選擇第一條路。第二條路是否能夠走通，主動權已經不再我們自己手里。有利的一點是：由于中國過去對全球價值鏈的“擁抱”，對中國的打擊其實也是對美國企業如高通等的打擊。你不賣給我，你賣給誰？中美雙方都需要時間來調整，以適應新形勢。像華為這樣的企業自己比誰都更知道應該怎么辦。應該讓中國的高科技企業自主作出選擇。政府應該多方面聽取企業意見協調各方立場，為企業調整正確盡可能多的時間。
第四種升級情況是匯率戰。我們原本很難想象美國還能找到什么借口跟中國打匯率戰，但特朗普這個人很難說。那么如果未來我們不干預人民幣，讓它貶值了，美國會不會又重新說中國是匯率的操縱者呢？我覺得這是完全可能的。
我們目前面臨的一個問題是，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在下降。我個人認為，中國應該采取更加擴張的財政政策，并輔之以寬松貨幣政策。利率下降會對人民幣產生進一步的貶值壓力。前一段時間，通過在離岸市場發行央票，央行成功穩定了人民幣貶值。但如果貶值壓力進一步增加怎么辦？無論采取什么辦法，在貶值壓力下維持匯率穩定必然會對利率產生上行壓力。為了維持貨幣政策獨立性，我們就不得不讓匯率有更大的自由度。到了那個時候，特朗普可能就會出來說中國操縱匯率，我們應該做好這個思想準備。
第五是金融制裁。這招非常厲害。美國可以利用所謂的長臂管轄，做它一切想做的事情，這十分可怕。例如，美國已經制裁了一些伊朗或者俄羅斯的公司，如果你跟這些公司有交易，美國可能也會制裁你。一旦被納入了美國的SDN List（特別指定國民名單），就會被美國踢出結算系統，不僅不能使用美元，甚至美元資產都可能被扣押。在最嚴重情況下，即便你不用美元、不使用swift和chips 系統，在美國沒有資產，由于你上黑名單了，沒人（包括國內企業）敢同你做生意了。這個企業就難以生存了。我們必須考慮反制措施。歐洲用《阻斷法》（”blocking statutes”）來應對美國的金融制裁，雖然不一定多有效，但畢竟有法可依。中國應該抓緊相關立法以保護中國企業利益。
第六種就是凍結中國的海外資產，包括我們的外匯儲備。當然，這招已經有點類似戰爭了，我想美國還不至于走這一步。另外還有一些企業家擔心石油禁運的問題。我希望美國政府要明白一點，玩火不能玩太過了。
從中國自身來講，我們也需要調整。短期來看，美國對中國發動貿易戰，我們不得不還擊，但是要有理有利有節。我們的目的不是擴大戰火而是消滅戰火，我們不應該開辟新的戰場，我們不主動出擊。我的觀點一直是，要積極進行談判，但不接受最后通牒，不能犧牲主權和尊嚴。與此同時，我們要執行積極財政政策和寬松貨幣政策，以抵消貿易戰對中國經濟的不利影響；要推進匯率體制改革，完善資本跨境流動的管理；進一步改善外資的競爭環境，不是把外資推出去，而是盡量留住。
長期來看，我們有必要調整一下長期戰略，我們要更多發展國內市場，我們的對外依存度還有下降的余地。同時，中國不得不調整在全球價值鏈中的位置，怎么辦？我認為，華為在很大程度上就這個問題做出了很好的回答，政府應該給企業必要的支持，減輕中國在調整自己在全球產業鏈中位置時經受的困難。
最后想強調的是，中國一定會堅持改革和開放，這兩條是絕對不會動搖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無論特朗普政府如何挑釁。我們一定會堅持：
第一，加速推進國內改革進程，加強和完善對知識產權和私有產權的保護。加速市場化改革，消除各種市場扭曲，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發揮決定性作用。貫徹競爭中性原則。
第二，積極捍衛多邊主義原則，維護現存國際秩序。
第三，認真履行WTO承諾，堅持全方位的開放方針。
第四，把更多增長的動力轉到國內的需求上來，做好中國自己的事。
最后，同樣重要的是，加強與周邊國家的友好睦鄰關系，積極參加多邊和雙邊貿易自由化進程，考慮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積極參加世貿組織（WTO）改革。
（本文為作者在2019年6月1日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與日本野村綜合研究所（NRI）在北京共同舉辦的第九屆“中日金融圓桌研討會”上的發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