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5日，歐盟理事會投票通過了碳邊境調節機制（CBAM，俗稱“碳關稅”）。這標志著歐盟CBAM走完了整個立法程序，獲得正式通過。

　　據悉，CBAM稅費的計算方式為：CBAM稅費=CBAM稅率×碳排放量=(EUETS碳價-出口國碳價)×(產品碳排放量-歐盟同類產品企業獲得的免費排放額度)。其中，EUETS碳價為上一周現貨拍賣平均結算價，碳排放量包含二氧化碳、一氧化碳和全氟化物3種排放。

　　劉穎昊介紹，從這一計算公式里面的4個參數就可以看到，歐盟給鋼鐵企業的免費碳配額在里面占了很大的一塊，此前歐盟確定了削減歐盟企業免費配額的時間表，從2026年開始削減，其中2026年取消免費碳配額百分比為2.5%、2027年為5%、2028年為10%、2029年為22.5%、2030年為48.5%，直至2034年實現全部取消。劉穎昊表示，按照這個免費配額削減原則，我國鋼企與歐盟企業付出同樣的碳成本。剛開始的幾年，免費配額取消比例相對較小，中國鋼鐵產品基本能滿足對應的低碳要求，短期內中國鋼企不會受到太大的影響。但是從2030年開始，免費部分一下子就要減掉很多，如果到時候我們出口到歐盟的產品碳排放量比歐盟企業高的話，那么會受到哪些影響還得看今后出臺的具體細則。但是從大邏輯上來看，我們開始受到影響會在2030年左右。盡管如此，劉穎昊依然充滿信心——“我相信到那時我們的企業已經做好了應對準備”。

　　不過，她也表示，值得警惕的是，更深遠的影響來自于未來其他國家或地區及其他行業紛紛效仿歐盟“碳關稅”的做法。從目前來看，盡管中國鋼鐵產品直接出口量不大，但未來如果通過其他政策，比如通過終端產品向供應鏈驅動傳導的時候，會對我們的間接出口產生非常大的影響。劉穎昊特別強調，歐盟“Fit for 55”計劃里面“碳關稅”只是其中一個部分。它還有循環經濟行動計劃，這個計劃強調的不僅僅是碳足跡的問題，在歐盟銷售的產品，要在全生命周期貫徹“可持續性”。具體看，產品必須提供充分的“可持續”信息，使消費者可據此選擇，包括化學成分、材料、環境足跡（不限于碳排放）、預計使用壽命、可修復性等，推行“附條件的市場準入”2個條件即綠色+勞工標準，以境內規則約束境外行為。它擴大了產品范圍——從能源相關產品擴展到“幾乎所有產品”，增加了要求——從能源效率擴展到全生命周期環境影響，提出了產品數字護照——環境可持續性信息，提出了綠色政府采購——針對重點行業/產品的規則，如紡織品、電子產品、電池、光伏、建筑產品……那么，終端產品的多項指標一旦被規定之后，測算這些指標，就需要沿著供應鏈一項項往前推，每一家企業都會受到很大影響。所以，劉穎昊也提醒廣大企業，關注循環經濟行動計劃，提前布局做好準備。

　　與此類似的挑戰還有清潔能源部長級工業深度脫碳倡議（IDDI）。據悉，IDDI是一個致力于刺激低碳工業材料（鋼鐵和水泥）需求的公共和私營組織的全球聯盟。它由聯合國工發組織協調，英國和印度共同領導，還包括德國、加拿大，以及知名倡議組織、機構。IDDI與各國組織合作，致力于碳評估標準化與數據共享，鼓勵政府和私營部門采購綠色產品，引導低碳發展。

　　劉穎昊告訴《中國冶金報》記者，IDDI提出要做綠色政府、綠色采購，在材料的選擇上，不僅對產品EPD報告提出了要求，比如按照統一的格式編制，設置相應的數值標準；而且還會對產品進行分檔，比如對低碳鋼進行分檔，具體分檔方式參照EPD報告和LCA報告等。從本質上看，他們在做的事情是統一方法論、統一背景數據庫、統一發布格式、統一劃線，進而國家與國家之間達成一致。這就給了我們一個提示，無論是“碳關稅”還是IDDI，盡管影響的層面不同，但路數基本一致，就是把產品的碳屬性與貿易相關聯，使其成為一個新的約束方式。所以，不管是倡議、政策、機制，對中國鋼企而言，實際上是開了一個新的賽道，也就是低碳競爭。

　　對此，劉穎昊建議，一是要把自己的“本錢”算清楚，二是要趕緊發展低碳技術，三是必須對低碳排放產品分級。考慮到成本問題，可以結合用戶需求，對于愿意溢價的高端用戶，可以提供高等級的低碳產品。同時，她也特別指出，企業在推進“雙碳”工作時，要注重處理好“發展和減排”“整體和局部”“長遠目標和短期目標”“政府和市場”的關系。只有這樣，低碳才能是一件可持續的事情。